各个法学院应当根据其规模和特色，开设选修性质的各种高级课程。

有人回答王先生不应当支付5元，因为如果都这样，社会就乱套了，因此基于诚实信用原则，王先生不应支付5元。何老师认为，法学教育应当是博雅的和学术性的，学生应当理解最基础的法律知识和理论，并且在技能方面能够理解、适用、分析、归纳、评价法律理论。

而法教义学的训练，对于立法工作也具有直接的意义。德国历史学家尼佩代(Nipperdey)说，完全中学造就了一个民族。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为例，其基础理论课程(Grundlagenf?cher)包括法律史、法哲学、法社会学、法学方法论、比较法、国家的一般理论六门之多，但学生通常只需要选修并通过其中任何一门课程即可(满足报名参加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)。[51] 笔者认为，上述观点存在两方面的可议之处。这涉及大学教育的定位问题，这里无法详论。

其次，苏格拉底教学法尽管可以训练思维，并且训练口头表达和辩论的能力，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。在德国，[40]法学院的学习通常为九个学期，被分配为三个阶段(4：4：1)。由此，卢梭的主权者最终必须自己亲自出场。

代表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代表者，就在于其按照公意行事。另一方面又要为解决公意和众意的关系寻求一条恰当的出路，以免使公意在经验世界完全没有着落。竞争代表看似否认这种公意的存在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详细可参见哈贝马斯：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》，童世骏译，三联书店2003年版，尤其是第三、四两章。

这一切的关键点在于人民的两种身份(主权者和臣民)以及两种意志(公意和众意)之间能够形成某种沟通。[50]对施米特思想的此种自由主义解读，参见Ernst-Wolfgang B?ckenf?rde,见前注[14]，页345-349。

由于君主蒙上帝的恩赐，具有发现和感知上帝意志的特权。这样的行为如果仍要求臣民服从的话，君主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，而是暴君。当和英美世界围绕代表问题的讨论相比较时，会发现两个传统对于代表问题的核心关注并不一样。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回答如下：当代表者始终保证公意能够实现时，政治统一体便始终可能。

这种论证割断了与上帝代表的超越权威之间的关联，而是完全从具有理性的个人出发，建构出政治统一体。在提出代表的系统框架之前，有必要指出的是，上文的描述是以欧洲大陆的历史素材为参照的。因此，代表结构必须被置于特定的语境中。进入专题： 代表 政治统一体 公意 形式代表 实质代表 。

代表者每次作决策前，都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设想对全体人民发问：你们会同意我的做法吗？他必须保证自己的决策在思想实验中能否经受公意的考验。商谈代表在制度实践上与竞争代表的共同之处在于，二者都重视议会在建构公意过程中的作用。

[16]概言之，政治统一问题的根本逻辑或曰任务也就在于从多到一。商谈代表在认识论层面区别于前两种模式的地方在于，它所理解的公意根本不是绝对真理意义上的一种实体。

也就是说，在政治统一体被构建出来之前，个人完全是自然状态下孤立的个人。(四)小结 在绝对君主制中，命令—服从的经验现象可转化为这样一种代表结构：上帝——代表者——臣民。以魏玛时期的德国为例，公法学家卡尔?施米特的主张可归入这种代表类型。而根据法国大革命开启的现代代表观念，代表者只受其良心约束，代表全体人民。[21]尘世的教会和国家都只是这个统一秩序的一部分。同样，公意若不能超越众意，则政治就会沦为个人私欲的驰骋场地。

(动词意义上的)代表是指，使并未真正在场的某物再次登场。第五，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职工。

人民主权原则在中国宪法中展现出一种特定的实现模式。在这种危机状态下，总统就应该代替议会进行善恶识别，做出对错决断。

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，或者是另一个意志，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。限制君主的学说正是抓住这个关键点。

[45]《联邦德国基本法》第38条。[23]这个学说的巧妙之处就在于，它在共同体——也就是作为经验层面的臣民群体的多——的利益与上帝的意志之间建立了关联。以此方式，康德在上文所说的多与一之间，或者用今天的话语说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，建立了一种沟通机制。作为拥有公共人格的政治统一体，若想在现实中获得行动能力，就必须拥有统一的理性和意志。

但从逻辑结构本身来看，至少可以在两个层次上理解人民：第一，人民是人群形成的政治统一体。君主若做出偏离共同体利益的行为，就等于违背了上帝意志，因此也就丧失了代表资格，这个行为也就变成君主以普通私人身份做出的行为。

总之，立宪君主制是从绝对君主制走向民主共和制的过渡形态。既然静态代表要以政治统一体的存在为前提，那么，它的任务就在于，通过使这个政治统一体不断再现，从而防止其解体。

[40]参见 Giuseppe Duso,见前注[26]，页13。商谈代表同样假定公意是有待建构的，但是，并未把建构公意的事业完全交给竞争机制，而是要诉诸商谈。

[26]在观念层面，我们当然可以提出质疑，说代表者有可能偏离政治统一体的真正意志，或曰代表者可能违背塑造共同体的社会契约。此种主张对应的制度设想便是总统充当代表者。因此，臣民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，也就是说，臣民没有反抗权。这种区别或者是外在的，如下文要讨论的绝对君主制。

而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，基本的假定是人人都具有理性。当命令——服从的支配关系获得规范意义后，命令者在发号施令时，就不会使用你必须服从，因为我比你强大这样的逻辑，而是要诉诸于你应该服从，因为我的命令代表了某种更高的价值的修辞方式。

[14]真正重要的是阐明政治统一体这个概念所涉及的问题逻辑。而政治统一体一旦想要在现实中呈现，就必须由代表者来承载。

这两种角色存在混淆的可能。在最后的结论部分，笔者将以前文的历史和系统考察为基础，提出思考中国宪法代表结构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。